目前，我國考古工作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水下考古、中外聯合考古等各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連續開展了五個階段的研究工作。第五階段自2020年實施以來，圍繞浙江良渚、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一批核心遺址，立足田野考古資料，深化多學科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考古發現浙江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圍繞水利系統展開，在良渚外圍新發現近20條水壩；陜西石峁遺址考古發現的轉角浮雕，為大臺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質的判斷提供了關鍵性證據。河南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多條道路和道路兩側的墻垣，更加確證二里頭都邑為多網格式布局，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這些重要考古發現使我們對中華文明早期起源發展、文明內涵的認識不斷深入。

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框架下，考古工作者不斷探索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統一多民族國家等重要學術問題。河北泥河灣盆地遺址群、湖北學堂梁子遺址、四川皮洛遺址等，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河北四臺遺址、甘肅南佐遺址、浙江井頭山遺址、江蘇寺墩遺址、湖北城河遺址、廣東巖山寨遺址等，揭示了我國史前文化與社會結構變遷發展歷程；河南開封州橋遺址、云南河泊所遺址、貴州大松山墓群等，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

我國水下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如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是我國深海考古的重大發現，實證中國先民開發、利用、往來南海的歷史事實；北洋水師甲午沉艦水下考古工作歷經十年，發現確認了致遠艦、經遠艦、定遠艦等7艘主力戰艦，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近現代鋼鐵沉艦的考古與保護方法，也為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重要實證；福建漳州圣杯嶼元代沉船遺址重現了元代晚期龍泉青瓷外銷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圍繞全球文明倡議與“一帶一路”倡議，主動參與國際性重大考古課題和學術體系構建。30多家中國考古機構赴20多個國家開展聯合考古項目，中國考古工作者足跡遍布肯尼亞、埃及、突尼斯、沙特、伊朗、烏茲別克斯坦、蒙古、俄羅斯、洪都拉斯、等國，推動人類起源、古代文明、絲綢之路等課題研究，向世界展示中國考古風采。

特別是，2022年，國家文物局發布了《“十四五”考古工作專項規劃》，這是我國首個考古工作行業規劃，明確提出了“十四五”期間深化重大考古研究、切實做好基本建設考古工作、推動考古科技創新升級、加快考古成果轉化利用、促進中外考古合作交流、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夯實人才隊伍基礎等七個方面18項重點工作任務；以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考古管理體制機制更加健全，圍繞重大歷史問題的考古研究持續取得進展，科技創新支撐作用更加彰顯，建成一批世界一流考古機構、考古專業和考古實驗室。考古人才隊伍發展壯大，考古成果為社會共享，中外合作考古研究更加多元。

據了解，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考古熱的興起，大眾對于神秘的水下考古愈發好奇。

其實水下考古和我們常說的田野考古，在基本理論上并沒有本質差異，可以視為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只是研究對象是位于水下的文物，技術、方法上有所不同。中國水下考古事業起步于1987年，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一是構建了中國水下考古的理論、方法和技術體系。國家文物局頒布了《水下考古工作規程》，系統總結了中國水下考古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成為我國首個指導水下考古業務工作的規范性文件。我們出版了水下考古學教材和20多部考古報告、專著，在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開設了水下考古學課程，基本實現了中國水下考古學的學理化、體系化。多次舉辦培訓班，培養了200多名水下考古專業人才，在水下考古技術上與國際同行相比毫不遜色。

二是成功實施了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水下考古項目。中國水下考古先后有6個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綏中三道崗沉船、南澳一號、丹東一號（致遠艦）、經遠艦、南海Ⅰ號沉船、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特別是南海一號和上海長江口二號兩艘沉船“整體提取、整體發掘、整體保護、整體展示”的理念和實踐為國際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做出了開創性的獨特貢獻，成為我國在國際享有盛譽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中國水下考古邁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標志。

三是水下考古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水下考古從空間上以近海淺水區域為主，兼顧深遠海和內水考古。從時間上以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為主線，兼顧早期海洋文明研究和近現代沉船、海防遺跡。

四是水下考古的基礎工作更加扎實，能力建設顯著提升。我們先后調查發現了200余處水下文化遺存，北礁沉船遺址等5處水下文物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務院核定公布了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水下文物保護區。建成北海基地、南海基地、陽江基地、寧波基地、福建基地等水下考古基地。正在山東青島籌備建設國家海洋考古博物館；第一艘考古工作船“中國考古01”號投入使用，正在建設首艘深遠海多功能科學考察及文物考古船“探索三號”。我們在水下考古的技術裝備和軟硬件設施上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2023年11月，國家文物局印發了《水下考古工作規程（2023年）》。《規程》的制定可以說是“十年磨一劍”。早在2012年，國家文物局就已啟動了規程制訂工作，歷時10余年，多次向全國各省文物主管部門，水下考古業務部門、專家征求意見，并在多個水下考古項目中進行實踐檢驗，終于在2023年11月面世。這對于我國水下考古事業發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首先，《規程》規范了水下考古的工作流程。《規程》共分為九個章節，對水下考古各個階段的工作都作出了詳細規定。它有一個特點就是附錄很長，附錄部分以要點和表格的方式，對現場工作和資料記錄提供了明確要求，兼顧統一性與靈活性。《規程》的出臺是我國水下考古在理念、技術、方法上進一步體系化、學理化、規范化的重要標志。

其次，《規程》突出強調了水下考古的安全管理。專門設置了“水下考古安全管理”一章，對潛水計劃、應急預案、安全檔案和潛水安全員的設置等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都是我們水下考古工作者多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在事故頻發的潛水領域，中國水下考古三十余年未曾發生過嚴重事故，這與水下考古工作者訓練嚴格、作業規范和嚴于自律的傳統是密不可分的。

再者，《規程》為水下考古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基礎。水下考古和田野考古在技術方法和檔案記錄方面的要求差別很大，在信息化水平上遠遠落后于田野考古工作。考古中心開發了全國考古工作信息數據平臺，結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和《水下考古工作規程》的要求，整合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的多方面需求，并在水下考古工地試用。

隨著科技的進步，技術助力考古逐漸成為主流。科技考古是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重要研究方向。科技創新是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對于推動考古研究往往可以產生革命性的作用。例如：碳十四測年技術完全革新了考古年代學研究；古DNA提取和數據分析技術重構了人群起源和演化歷史；深海技術裝備的突破，使我國水下考古由水深50米水域下探至千米深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運用科學技術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發現和分析能力，提高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能力。”從考古發掘到文物保護，從價值闡釋到展示傳播，科技對文物考古工作的支撐引領作用日益明顯。

在政策層面，2021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這是首次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文物行業五年規劃，把科技創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2023年10月，國家文物局召開了全國文物科技工作會議，中央宣傳部、國家文物局等13個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文物科技創新的意見》。《意見》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由13個部門聯合發文，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高度的權威性。首次將中央關于激勵科技創新的重大政策在文博行業、文物科技創新工作中全面落實落地。這是文物科技工作機制的一次全方位的重大改革。同時，《意見》打開了文物科技創新的格局，使更多的行業、人才、技術、資源能夠涌入文物領域，通過“文物+N”的融合發展，極大地拓展了文物科技的發展空間。考古中心根據《意見》，專門制定了關于加強科技創新的十條措施。

在研究層面，圍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考古領域原創性、引領性科技創新成果層出不窮。在高分辨率考古年代序列重建、古環境系統復原、古代人群體質與遺傳結構差異研究、古代資源利用和技術發展過程研究、科技方艙考古等方面，攻克關鍵科學問題和核心技術，大幅提升考古發現與分析能力。

舉例說，三星堆遺址開展了20多個方向的綜合研究，取得諸多階段性成果：祭祀坑內發現絲綢遺存、動物蛋白與脂肪酸殘留物；年代學分析確定祭祀坑形成年代集中于距今3100年前后，大概相當于商末周初時期；冶金技術分析初步探明出土青銅器采用芯骨、銷桿榫接、鑄鉚接連、芯撐等鑄造工藝以及貼金、彩繪等裝飾工藝，其中芯骨鑄造工藝是目前所知國內最早實例；證實祭祀坑內未有燎祭現象，灰燼層和器物是在坑外焚燒后倒入祭祀坑內；銅器成分分析表明古蜀地區處于商周王朝主導的廣域資源流通網絡之中。“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多學科研究與保護”項目入選首批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十佳案例，可以說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的一個范例。

再比如，在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項目中，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負責出土文物現場保護與多學科研究，在技術、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探索。現場保護方面，我們將薄荷醇應用于潮濕環境，成功提取了200余平方米覆蓋在槨蓋板上的竹席，是目前國內外開展的面積最大的古代竹席提取工作。首次采用水凝膠、環氧樹脂碳纖維布復合材料配合套箱技術，在田野考古發掘現場完成大型文物加固提取。

多學科研究方面，開展了碳十四年代測定、墓室營造用土、槨木用材、漆料和漆飾工藝、紡織品等多項研究，運用紅外攝像、X射線熒光光譜儀技術，全面提取漆木器的紋飾、圖案、文字信息。系統開展了動植物遺存鑒定、殘留物分析工作，其中動物骨骼遺存鑒定出黃牛、豬、羊、狗、魚類、鳥類，植物遺存發現葫蘆、甜瓜、梅、栗等瓜果、堅果，粟、黍、水稻等農作物，花椒、錦葵等香料作物，以及傳統中藥植物吳茱萸。在青銅容器中檢測出肉類（動物脂肪）、植物油、香草類調料等殘留物，表明這些容器可能經歷過與烹飪相關的處理。通過動植物遺存研究和殘留物分析，對當時的飲食習慣和宴飲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023年12月，國家文物局發布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最新成果。這個階段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以中心性聚落遺址為核心，開展了包括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在內的多學科交叉協同研究，對相關遺址開展綜合研究。在8個課題中有4個由科技考古專家領銜，包括年代學、環境與人地關系、資源與生業技術、古代人群與分子生物學，新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比如在考古年代學研究方面，利用碳十四加速器質譜技術對山西興縣碧村遺址的白灰地面開展了直接測定方法研究；解決了石峁遺址皇城臺、內城、外城空間布局的年代；高分辨率考古年代學為中華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建立了科學可信的絕對年代框架。

在資源與生業技術方面，利用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穩定同位素分析以及古DNA分析的協同研究，顯示距今7000年以來生業經濟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中原及北方地區顯示出以粟為主，黍、大豆、水稻為補充的混合型農業生產體系，農業經濟的復雜化和生業技術的多樣化保障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促進和推動了中原地區社會發展進程。以黃河上游為主的西北地區，由于氣候偏干，畜牧業占一定的比重。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現的水田遺跡表明不同的稻作農業模式與早期復雜社會結構存在共生關系，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時期的資源環境背景、人地關系演變、生業經濟基礎等研究提供了科學數據支撐。

利用多學科研究手段在浙江良渚、湖北城河等遺址發現了完整的水管理系統，表明了當時社會已具備高度組織能力。手工業方面的研究發現，大約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手工業生產技術發生了質變，二里頭文化中心區域突然集中出現璋、鉞、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柄形飾等禮器，延續了數千年的綠松石工藝突變，與青銅組合出現新型禮器；焦家、石家河、凌家灘、良渚古城遺址出土的玉器研究，顯示這些遺址的玉石器加工都存在集中化、專門化的特點。

古基因組捕獲技術的突破，極大推動了考古學和遺傳學學科交叉融合，使我們能夠更加全面清晰地勾畫出東亞古人類遺傳、演化、適應過程；動物DNA研究揭示了我國黃牛、豬、狗、綿羊、山羊、馬、牦牛等家養動物馴化起源和擴散的時空框架。深入分子層面的殘留物檢測分析技術，例如絲綢微痕檢測技術使我們能夠發現已經“消失”的古絲綢。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方艙和考古現場文物保護移動實驗室的應用，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大大促進了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的緊密結合。

總之，現代科學技術不斷提升我們考古學田野工作的科技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科學性、準確性，科技創新和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對于豐富和發展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認識，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談到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正在合作開展的沙特塞林港聯合考古項目，“中國—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是我國第一次在阿拉伯半島上開展的考古項目，無論是從國家外交、文化交流或是學術研究方面，都有重大意義。

這是國家文物局首次派出專業考古隊到阿拉伯國家開展系統的考古工作。根據2016年12月中沙簽署的《中國—沙特塞林港考古合作協議書》，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執行期限為5年。

在國家文物局和沙特文化部的聯合推動下，考古中心與沙特遺產委員會組成的中沙聯合考古隊于2018年、2019年，對塞林港遺址連續開展了兩季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通過這兩次工作，我們初步認識到塞林港遺址是一處9-13世紀的朝圣貿易港，包括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墓地，發現了產自中國宋元時期的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白瓷，以及明清時期的青花瓷，生動展示了塞林港作為國際貿易海港的歷史畫卷，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考古實物資料。

我要特別感謝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高度重視中外聯合考古工作，與考古中心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劉玉珠理事長多次聽取我們的工作匯報，積極推動落實中沙兩國元首達成的文化交流共識，通過“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對沙特塞林港聯合考古項目提供了重要資助。目前，考古中心正和沙特國家遺產委員會共同推進下一個塞林港考古五年工作計劃，主要目標是通過考古調查、發掘等手段，進一步明確遺址時空范疇、布局形制、文化內涵，開展相關的水下考古工作，探討將塞林港列入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重要節點。

同時，希望能與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更加深入地開展合作，共同服務國家外交大局，特別是納入元首外交的中外聯合開展的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重大項目。現在，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與考古中心的合作不僅是提供資助，也為我們拓展國際合作提供了大量的資源和渠道。非常期待在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支持下，考古中心能夠為中國考古“走出去”，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做更多工作，發揮更大作用。

非常感謝社會各界朋友對文物考古工作的關愛，有時候，公眾的關注度和熱情令我們這些從業者都覺得很受震撼，也很受鼓舞。在這個中華文化自信自強的新時代，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參與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比如增強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成為中華文明的守護人。文物工作的特點是始終要把保護放在首位，新時代文物工作要求就是“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

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給北京市延慶區八達嶺鎮石峽村的鄉親們回信。他強調，把祖先留下的這份珍貴財富世世代代傳下去。

長城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文化遺產，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這么重要的遺產，僅靠黨委、政府、文物部門努力保護也是不夠的，它必須得到長城沿線的廣大人民群眾、文物保護員的支持，才能世世代代傳下去。現在，正在開展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有很多文物古跡并不像長城這樣有世界影響，但對所在的社區、鄉村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保護好這些文物才能“留得住鄉愁”。這些文物保護更是與社區、鄉村、居民密切相關，更加需要每個人的一點點關心和努力，形成全民參與的文物保護新形態。

比如關注我國考古新發現與研究新成果，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人。中國考古學歷經百年的發展，其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燦爛成就、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但是，要使這些考古成果能夠為公眾所周知、理解，是個非常大的考驗。中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能夠講清楚中華文明起源發展基本脈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國的考古工作者積極地向公眾介紹考古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例如熱播的《中國考古大會》《何以中國》《尋古中國》《考古公開課》等優秀的電視節目。包括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發起的，已經連續推出四季的《中國考古大講堂》公開課，也是我們探索視頻傳播的重要舉措。第三季“探源中華文明”還獲得了中華文物新媒體傳播精品推介精品項目。我們希望通過考古學者的專業輸出，加強考古成果的闡釋傳播，促進考古成果的社會共享。

當然，這種文化傳播僅靠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每一個人都可以主動地向身邊的家人、朋友、外國朋友，分享我國考古新發現與研究新成果，成為中國故事的發聲者、推介者。現在自媒體很厲害，很多文物考古的視頻、文章都做得很好。最近，浙江良渚遺址、湖北鄖縣人等重大考古成果編入了人教版歷史教科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是要從娃娃抓起的，教育引導青少年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不斷增強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比如走進考古遺址公園與博物館，成為美好生活新風尚的受益人。遺址公園和博物館是展示考古發現、研究成果的重要場所，也是現代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年，遺址公園和博物館熱度越來越高，一大批考古遺址公園、博物館建成開放，我國已建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55家，博物館6800多家。很多考古類博物館比如中國考古博物館、陜西考古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都是一票難求，為公眾解讀中華文明、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不僅是中華文明，還有世界文明的展示，最近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也是火出了圈。

公眾參與考古與文物保護，不應該理解為一種沉重的責任，更多的應該是享受美好生活，精神愉悅地分享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通過考古遺址公園、博物館的展覽展示，把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成為全民共享的文化財富、精神家園，在新時代煥發新活力、綻放新光彩，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求。目前，考古中心也正在山東青島建設海洋考古博物館，歡迎大家在建成以后來參觀我們的博物館，感受海洋文明和水下考古的魅力。